那是一次奋不顾身的试验,他甚至没敢告诉自己的妻子。

1981年,巴里·马歇尔还是珀斯皇家医院的一位医生,他确信胃溃疡是由细菌所引起的。这种理论是一大飞跃,因为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压力才是导致胃溃疡的根本原因。

但马歇尔医生的一位同事,病理学家罗宾·沃伦已经证明了人体的肠道很容易被一种叫做“幽门螺杆菌”的细菌侵占。

通过对病人的活组织切片进行检查,马歇尔医生得以将他们的溃疡与这种细菌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溃疡不需要进行终身治疗,而是通过简单而廉价的抗生素就能治愈。

“当研究发表时,我的研究结果受到了争议和质疑,(这些争议和质疑)不是基于科学,而是(人们觉得)它们根本不可能是真的。”他在2005年与罗宾·沃伦共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后写道。

由于幽门螺杆菌只会感染人类,动物试验没有成功。于是,这位三十岁的医生决定亲自上阵,喝下了含有幽门螺杆菌的培养液。

“我其实没有想到自己会病得那么严重,值得注意的是,我并没有跟(我的妻子)阿德里安讨论。”

当时的小报称他为"豚鼠医生",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他用抗生素进行自我治疗取得了成功,为溃疡诊断和用药方式的革命铺平了道路。

 

(left to right) Dr Engguan Chua, Binit Lamichhane, Prof Barry Marshall, and Dr Alfred Tay

 

针对胃癌的新计划

40年过去了,马歇尔教授仍在西澳大学幽门螺杆菌研究实验室负责改变行业规则的研究工作。

澳中基金会正在支持该实验室一项世界领先的项目,为中国的医生和临床科学家提供如何治疗幽门螺杆菌的强化培训。

随着胃溃疡在西方世界不再被视为慢性疾病,实验室的很多工作现在集中在东亚,在那里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胃癌的发病率很高。

该项目的首席研究员阿尔弗雷德·泰伊博士表示:“由于在中国没有很多实验室能够培养出幽门螺杆菌,因此对于东亚幽门螺杆菌菌株为何如此危险以及它如何导致癌症,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很少。”

参加培训项目的有来自中国各地的科学家和医生,不仅是北京、深圳这些大城市,还有贵阳、兰州等胃癌较为常见的偏远地区。

“抗生素耐药性是中国幽门螺杆菌治疗的最大挑战。”泰伊博士说。

由于幽门螺杆菌对于用来对抗它的标准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尤其是克拉霉素和甲硝唑,不仅中国,全球各国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这两种抗生素被广泛用于多种疾病,但如果没有质子泵抑制剂的支持,这两种抗生素对幽门螺杆菌毫无用处,它可以学会如何抵抗这两种药物。这就是为什么标准疗法会失败。”泰伊博士说道。

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患者使用多种抗生素,但这些抗生素不仅不会杀死幽门螺杆菌,反而会使其更强大。

这种耐多药的幽门螺杆菌正是该培训项目的核心。参与者通过这一项目学习如何培养和研究这种细菌。

泰伊博士表示:“如果你有了这种细菌,你不仅可以研究它们对抗生素的耐药性,还可以对它进行基因测序,追踪它的起源,了解它是如何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有了这些信息,医生就可以将精准用药和个性化治疗变成现实。”

 

成功率飙升

此前,许多中国科学家培养幽门螺杆菌的成功率低至10%-30%。泰伊博士表示,幽门螺杆菌研究实验室的技术可以使这个数字变为三倍甚至四倍。

深圳大鹏葵涌医院就是这样的情况。这家医院相对较小,没有微生物实验室,在参加了培训项目后,其幽门螺杆菌培养成功率跃升至80%以上。

“现在这家医院的医生被认为是中国幽门螺杆菌领域领先的专家。”泰伊博士说。

最近,幽门螺杆菌研究实验室开始尝试另一种方法,帮助中国医生治疗幽门螺杆菌。

目前深圳正在使用一种半自动的细菌培养机。泰伊博士表示,虽然该机器的培养成功率在60%到70%之间,低于费力的手动技术,但它是一个很好的中间地带产品,能够更快地应用到更多医院。

网上讲座大受欢迎

西澳大学幽门螺杆菌研究实验室的培训项目不仅限于培养细菌。

该实验室在中国举办了一系列公开讲座,提升了人们对于幽门螺杆菌的普遍认知,帮助他们了解如何用最好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患者学会了最好应该问医生哪些问题以及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降低整体风险;医生们则了解了前沿治疗取得的最新进展和进行诊断的最好做法。

新冠疫情期间,这些讲座改为了线上虚拟会议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最近的一场讲座吸引了约3500万人收看。

毫无疑问,许多人是被巴里·马歇尔的名气所吸引。他在1982年的大胆自我试验证明,坚定的研究确实能够带来改变。

阿尔弗雷德·泰伊表示,能够追随马歇尔医生的脚步他感到十分自豪:“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工作,因为我们真的在努力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幽门螺杆菌和胃癌的问题。”

西澳大学澳中幽门螺杆菌培训项目得到澳中基金会拨款计划的支持。基金会致力于创建一个全国性平台,与政府、商界和社区携手,支持与中国的务实合作并推动澳大利亚多元化社区的参与。